北京宣武门历史地位

北京宣武门历史地位

宣武门位于西城区南部。明、清时京师内城九门之一，后演化为地片名，泛指宣武门东、西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附近。建于明代，初称顺承门，正统四年改称宣武。为内城南门之一。现泛指宣武门东、西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交在正阳门西侧，与东侧的崇文门相对，为内城三个南大门中西面那个。在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两门一文一武对应，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因为取武为意，城门守军训练用的护卫校场就设在宣武门外。“崇文宣武各西东，拱卫神京气象雄。结束明清头一字，虽云附会亦天公。”民国《都门杂咏》这首民国年间脍炙人口的竹枝词，说的是明朝的崇祯，清朝的宣统，这二位爷都是亡国之君，年号的第一个字正巧是崇文门、宣武门的第一个字。所以在民国时代的老百姓眼中，宣武门成了使清朝灭亡的门，换言之，这里也是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最后一座大门。宣武门最早在元代被称为“顺承门”，取自《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之句，位置在今西单路口南约20米处。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拓南垣，至今前三门一线，城门随移，名称依旧；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加筑重修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改名宣武门。宣武门与崇文门并列东西，为的是取“左文右武”、“文治武安，江山永固”的涵义。宣武门取宣扬武功之意。宣武门城门面阔五间，通宽32.6米，进深三间，深23米。城楼为两层，连同城台通高33米。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饰绿琉璃脊兽很是气派。如此煊赫重要的宣武门，自然少不了故事。“宣武水平”宣武门瓮城内有砖砌的五火神台。此地低洼，雨季时城内之水多从此经过，流出城外，日久看城门的兵士即以此砖台为记，适时开门宣泄城中雨水，如果水淹没了砖台，则水拥阻城门，无法开启，城内易遭水患。人们将此砖台美称“宣武水平”。“宣武午炮”1924年以后，北京的钟鼓报时声不再响起，取而代之的是在宣武门城楼上鸣炮报时。据说首次鸣炮就震塌了附近的两间民房，还真是一鸣惊人。那时每日中午，放炮一声，声震南城，人称“宣武午炮”。由于鸣炮的开销太大，在延续了30年后，终告停止。“宣武死门”清代刑场设于菜市口，死刑犯押赴刑场行刑要出宣武门。而当时北京的墓地也多在宣武门外的陶然亭等地，所以送葬的人也多出宣武门。因此宣武门又被百姓称之为“死门”。刑部还在箭楼的西侧立了一座写有“后悔迟”的石碑。也留传下来了一句“刑部的碑——后悔迟了”的歇后语。不过再恢弘重要的城门也都难逃一“拆”。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十年（1921年）修建环城铁路，宣武门箭楼被拆除。民国二十年（1931年），工务局又拆除宣武门瓮城。解放后1965年拆除宣武门城楼，1966年修建北京地铁时又将宣武门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从此宣武门不复存在，变成了日趋繁华的十字街头。在老北京，宣武的地位非同寻常，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在老北京，无论出自文献文本，还是出自老百姓之口，常常会有城南和宣南的称谓，比如林海音先生的作品《城南旧事》。这里的城南有历史特有的能指，具体指的范围大都在宣武，而宣南的“南”，就是城南的“南”，二南同一，绝对不会让老北京人混淆。在北京任何一个城区都可以有地理意义的南北之分，却都不具有宣南这样的历史文化意义之所在。宣武之所以拥有如此厚重的意义，在于历史的馈赠。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以后又相继扩建了外城，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以及前门火车站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造就了城南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含义。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的城南特别是西侧宣武一带，曾经是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重。不仅对于我，对许多北京人，城南和宣武乃至宣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觉。称宣武文宣武和武宣武，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也源于历史绵延的结果，是宣武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两种最有特色的果子。先说文宣武，这里还要说历史。先不说别的，这里只说说会馆，说说会馆和宣武的关系。可以说，文宣武的文化，首先得益于会馆的建立。会馆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代表着宣武的文化，或者说促成了宣武文化别具特色和意义的发展。明清时会馆大多建在前门外。那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只隔一道外城墙。外地人进京，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办事的官员，住在前门一带，自然方便一些。于是，各地举子或商人、官员，以同乡为单位，纷纷开始集资在这附近盖起大小院落，很像是如今的各地办事处，为的是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据说，前门一带会馆有140多家，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在宣武。如果现在来选宣武最著名的会馆，还真的有些为难了，因为著名的会馆太多，而且列举出的这些著名的会馆，大都不仅著名于宣武，同样在北京也是著名的。南横街的粤东会馆不著名吗？清末由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六亩，足够大的了。戊戌时期，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变法的风云人物康、梁等人都出入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想那时，出入这里的都是主宰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珠朝街上的中山会馆就不著名吗？当年被清诗人钱大昕赞美为 “荆高酒伴如相访，白纸坊南第一家”。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后在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时当过国务总理）买下，改建为带点儿洋味的会馆。民国元年，孙中山当了大总统，来北京就下榻在这里，一样地沾满了仙气和灵气。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呢？当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起草万言书的，那该是何等的襟怀。想当年吴稚晖从天津大老远特地到这里，翁同龢从朝廷深院下轿到这里，更不用说戊戌六君子常常在夜深时分来到这里聚议。多少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人物，都曾经和这里结缘，往来会馆间，搅动着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又该是多么的让人神往，让人充满想象。还有北半截胡同住过谭嗣同的浏阳会馆呢？粉房琉璃街住过梁启超的新会会馆呢？南半截胡同住过鲁迅的绍兴会馆呢？……这样的会馆真的太多。正是由于这样多的会馆汇集于宣武，才使得宣武的文化气息得天独厚，那么多的文化领袖都出入在这里的会馆之间。无论革 命舆论，还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报刊业的发展，宣武都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前列。宣武虽沾一个“武”字，但说宣武是文宣武，当不是自夸，而是实事求是，是历史使然。再说武宣武。宣武本身就有一个“武”字，前面再加一个武字，在我看来，和传统意义上的文治武功并不是一个意思。而应该特指它含有武术和功夫以及舞蹈戏曲在内的舞台艺术。从本质而言，这里的“武”字，是“舞”的同音变体，和文宣武的“文”字是一个意义上的并蒂花开对仗的两枝，是文化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宣武从根儿上说，是崇尚文化和艺术的，或者说文化和艺术，是宣武的立身之本的两条最重要的根系。宣武的这个“武”字所代表的艺术，主要来源于天桥和八大胡同两支。天桥所代表的是北京最正宗的草根艺术，撂地摊的艺人，个个有一手惊人的绝活儿，他们所创造的市井俗文化，至今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北京的文化遗产。而八大胡同的历史真正面貌一直在被扭曲或遮蔽，是的，八大胡同确实一度娼 妓泛滥，但是，如果说八大胡同就是娼 妓的代名词或符号，起码是不全面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它也曾经是中国京剧的重要发源地。乾隆下江南之后，带回来四大徽班，是京剧繁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一开始都落户在八大胡同。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住在百顺胡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也都住在百顺胡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那里就在韩家潭的身后。我猜想，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才另毗邻为居的，逐渐发晨到它们的外围。所以，后来有民谚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这是对那些情景最为形象的概括。和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李大钊那么多的文人志士聚集在宣武的会馆里，才有了宣武的文脉一样，如此众多且重要的京剧名角住在八大胡同，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使得宣武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脉，或者我们概括为宣武的武（舞）脉。和天桥的草根艺术对应着，这一脉艺术则是中国最古老最高雅的艺术，当时是属于官廷和士大夫的艺术，可以说，是经历了八大胡同时代的历练，进而在大栅栏和珠市口等众多戏园子的演出，才使得这门艺术步入民间，并且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谈中国京剧史，就绕不过宣武，这是宣武值得骄傲的资本。和它可以列数那些文坛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宣武的骄傲一样，也可以尽说这样一批艺术大家名角，也曾经在宣武的地盘上，为宣武扬名扬威。文宣武，武宣武，宣武如此丰腴厚重，应该格外珍惜才是。这种珍惜，不是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是直接地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侍从和门童，而是要认真研究、仔细把握住宣武这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艺术的两根脉。它们是宣武支撑和发展的根，不要急于将它们挖出去当值钱的老人参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