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绣还有哪些表现形式？

苏绣还有哪些表现形式？

到了汉代，苏绣除了一般的绣品外，还出现了一种苏绣屏风。苏绣屏风分小屏风、大屏风两大类，小屏风一般置于桌面，尺寸娇小，因此又称“台屏”，大屏风则特指落于地面，俗称“地屏”，“地屏”规格尺寸相对于“台屏”大得多，多用于家庭装饰。苏绣屏风的做工相当精致，细腻不乏雄伟气魄，款式以“双面绣”居多。在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

曾经在建于三国时期的苏州瑞光塔，出土过苏绣的经袱。在针法上已能运用平抢铺针和旋针，这就说明了苏绣在秦汉三国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了。

到了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苏绣除了一般的日常绣品不断增加外，苏绣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了。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设有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一扇。

在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列女传图》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3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3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需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苏绣屏风，除起陈设作用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

在南北朝时期，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在隋唐五代时期，十分盛行苏绣书画屏风，在当时的史书及绘画作品中都有许多记载。当时，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

在苏州博物馆内收藏的《五代紫绛绢刺绣宝相睡莲经帙》，是在苏州云严寺虎丘塔出土的。经帙正中绣有一大朵莲花，花瓣用散套针，针脚匀齐，针线丝理向叶心汇集，叶边扣线为双勾。

花枝用接针，圆转自如，两针衔接处不露针脚。莲瓣用金黄色丝线大面积满铺，再配淡绿浅蓝莲叶、绿色缠枝。色调淡雅秀丽。

宋代时，苏州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还出现了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等坊巷。

在隋唐五代时期，十分盛行苏绣书画屏风，在当时的史书及绘画作品中都有许多记载。当时，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

在苏州博物馆内收藏的《五代紫绛绢刺绣宝相睡莲经帙》，是在苏州云严寺虎丘塔出土的。经帙正中绣有一大朵莲花，花瓣用散套针，针脚匀齐，针线丝理向叶心汇集，叶边扣线为双勾。

花枝用接针，圆转自如，两针衔接处不露针脚。莲瓣用金黄色丝线大面积满铺，再配淡绿浅蓝莲叶、绿色缠枝。色调淡雅秀丽。

宋代时，苏州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还出现了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等坊巷。

据有关记载，当时苏州有一条“绣线巷”，集中了不少专门为刺绣制作花线的作坊，能染制八九十种色泽的花线，加上每色区分各种深浅层次，合计达700种之多，真是万紫千红各色俱全了。

在苏州一带，专门有一种称作“绣娘”的职业，从事富裕人家女儿的刺绣教习。她们不仅要刺绣自己的嫁妆，并且要制作很多带有刺绣的工艺品，如荷包、汗巾之类，以便出嫁时送给男方的亲友。因此，绣花也就成为衡量新娘心灵手巧的一个标准。

在宋代，苏绣屏风很多。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

苏绣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是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人大体相同。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3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

这类苏绣屏风实物资料，还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