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忠的 资料要详细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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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史（1875－1941），原名朝庆，改鉴莹，又改圻，字云史，又字野王，常熟人（张家港市凤凰镇恬庄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顺天乡试南元，历官詹事府主簿，户部、邮传部郎中，三十四年（1908）出任驻新加坡领事。入民国，一度为吴佩孚幕僚。后应张学良邀，移居沈阳。“九一八”事变后回常熟。抗战时，徙居并卒于香港。杨云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近代文化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诗宗盛唐，擅七古，弱冠作《檀青引》，有诗名；后所作《天山曲》，长达近二千字，前所未有。留下了《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等著述，其中不乏爱国爱民的华彩篇章。在他前期的宦海生涯中，虽一度依附于清廷和北洋军阀，但纵观他的所作所为，亦决非乏善可陈。下面记几件他从政的轶事。义救孙中山 杨云史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顺天乡试，名列第二，旋奉邮传部奏调，任郎中一职。后因岳父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经外务部奏请，杨云史被派驻新加坡任副领事。期间，与在南洋活动的反清志士田桐、陈少白等人接触较多。据南社成员、近代文人陆丹林所著《革命史谭》记载，孙中山于1907年发动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即去新加坡筹集经费并进行反清宣传。其时，清政府正在通缉孙中山，两广总督张人骏获悉孙中山与杨云史住地相邻，便安排刺客住到杨云史寓所，以便伺机行刺。 杨云史得知这一信息，非常吃惊。事关重大，他当即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密告田桐，请他转告孙中山小心提防，免遭暗算；二是亲自做刺客的思想工作，促其放弃暗杀行动。他指出，古今中外的刺客大多没有好下场，尤其在境外行刺，当地政府肯定要对凶手严加追查和法办，领事馆也决不允许眼皮底下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事件。他还向刺客表示，如果生怕回去无法向主子交待，他可以帮助其在当地另谋生计。经杨云史一番劝告，刺客终于如梦初醒，中止了谋害孙中山的罪恶勾当。 经营橡胶园 杨云史在新加坡任职期间，一度为南溟的山水风光所陶醉，曾有在那里长期生活的打算。他看到当地人种树胶发了大财，遂生羡慕之心。于是回国卖掉了一部分资产，又通过集资筹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而后在新加坡租了12000亩土地，组建了大利树胶公司。在种植橡树过程中，杨云史倍尝艰辛而乐此不疲。据史料记载，“（租地）山野深旷，从古人迹罕至，森林蔽天，荆棘满地，先生尝只身入山，督役为工，见虎狼蛇蝮而不惧”。一年下来，杨云史雇佣民工栽种了3000亩计19万株橡树，虽不能说大功告成，但已初见成效。他已做好了弃宦从商的思想准备。孰料好景不长，欧西战争爆发，导致橡价跌落。杨云史惨淡经营的橡胶业“三年不治，鞠为茂草”。据说由于无法缴纳地税，杨云史的母亲曾氏（《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姑母）只能“鬻产为他了结”。最后，所有租地当然由新加坡按公例收回。 在满清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形势下，杨云史无意仕途，而从事实业，不能不说是明智的选择。遗憾的是时运不济，杨云史不能像张謇一样，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诗讽陈光远 杨云史经商受挫，适逢国内政体更迭，他已不能在领事馆继任，便带着失落的心情怏怏回国。他是江东名士，一时成为各路军阀的抢手人物。在常熟城内过了一段“采菊东篱下”的隐士生活后，他便被江西督军陈光远聘为幕僚。在南昌军营，他受到很高的礼遇，“文酒之会，殆无虚夕”。但是，他和陈光远终非同类，没过多久，两人便产生了矛盾。 当时，张宗昌占据袁州，陈光远欲以武力逐之。杨云史对军阀混战十分厌恶，一再劝阻，但陈光远就是不听。交战结果，虽然张宗昌败走，但带给百姓无穷的灾难。杨云史为此作了一首《南昌军幕感怀诗》，其中有“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之句。在随后的“阵亡将士追悼会”上，杨云史又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公等都游侠儿，我也得幽燕气，可怜北去滞兰成，听鼙鼓一声，沧然出涕；醉后摩挲长剑，闲来收拾残棋，惭愧东来依刘表，看春江万里，别有伤心。”陈光远手下有个嫉贤忌能的小人，名叫臧仓，他看到杨云史的诗和挽联后，便向陈光远打小报告，说杨的感怀诗是讥讽陈好战贪货，挽联则是把陈比作三国时的无能之辈刘表，迟早要失成都。陈光远不懂历史，误把刘表当刘璋，遂勃然大怒说：“我不薄云史，何辱我！”杨云史知道与陈及其部下难以共事，便以“忆梅思妇”为借口，离开了江西军营。 力阻决水闸 直系军阀吴佩孚获悉杨云史脱离陈光远，大喜过望。他早有预言：“量陈光远怎能驾驭江东不羁之才。”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经过一番活动，终于把杨云史请出了山，让他当上了自己的秘书长。在不少关键时刻，杨云史都能进诤言，献良策，吴佩孚大多乐于采纳。据1932年5月《申报》所载，北伐战争时期，吴佩孚军败退守武昌，面对驻扎在城外洪山的国民革命军，吴佩孚一筹莫展。他的幕僚张子武生出了一个罪恶的念头，要吴佩孚仿效《三国演义》中“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战例，实施“决江灌敌”。原来，武昌城边有座大闸，名叫武泰闸，系清末张之洞督两湖（湖北、湖南）时为解除咸宁地区水患所建。本来用于抗洪防灾的水闸，如今却要用来制造灾难，吴佩孚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请杨云史谈谈看法。对张子武的所谓“妙计”，杨云史表示坚决反对。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决闸放水，咸宁地区七个县都要淹没，七县之民近千万，而对方攻城部队仅四千，为了对付这四千人马，而牺牲七县之民，实是万万不可；敌我双方举兵，都打着“救民”的旗号，如果我们非但不救民，反而残害百姓，我们的军队岂不成了洪水猛兽！听了杨云史的陈述，吴佩孚心悦诚服，当即取消了决闸放水的念头。杨云史的一番忠告，使咸宁地区成千上万的百姓避免了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