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王直是个什么样的人

明朝的王直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光头、许栋的部下王直等人开始要求与日本通商，据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载，是在1545年（日本天文十四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关于王直的活动，1562年成书的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擒获王直"条有如下记载："王直，歙（安徽省徽州府）人也。少落魄，有任侠之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人宗信之。一时之恶少，如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嘉靖十九年、时海禁犹弛，直与叶宗满等赴广东，造巨舰，持硝黄、丝绵等违禁物，至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五六年而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五峰船主。"据此可知，王直出身于徽州歙县，富于侠气，有智略，很大方，是个有大老板气度的人。并且据说赠答、交易时的票据或算帐都交由他办理，可知是一个擅长经商的知识分子。 书中说他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与同伙叶宗满等人前往广东，违反国禁，做海外走私贸易。但据同一部《筹海图编》"浙江倭变纪"条中说，许栋兄弟从马六甲吸引葡萄牙人到浙江双屿港，是在嘉靖十九年，当时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都是作为海商李光头、许栋的部属而活动的。许栋兄弟和王直、徐惟学都是同乡，徽州歙县人。李光头是福州人，叶宗满、谢和等是漳州人，他们都是福建同乡。估计他们在同乡意识的推动下，参与双屿港走私贸易，加强了同伙结合。如果是这样，王直等人开始走私就不是在嘉靖十九年，或许是在更早以前。还应该说王直的同伙叶宗满等人，实际上是王直开始出入双屿港之后的同事。 关于王直等人隶属于李光头、许栋时首次谋求与日本通商，据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的记载，是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王直等在前一年接待了曾被拒绝入贡的日本贡使僧寿光等人，诱引他们参与双屿港走私贸易。估计是在寿光等次年回国时，王直等人同行来日。据说，当时王直等吸引博多的海商倭助才门等3人同行，参与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似乎从那以后，日本海商到双屿港来参加走私贸易的人逐渐增多了。于是，一群海寇或被海商引诱的中国人以及葡萄牙人、日本人、南海人等，大批进入双屿港，双屿港成了东亚的国际走私贸易大据点。 此外，在此时期前来日本请求通商的中国海商或者海寇，似乎还相当多。《明实录》的世宗时期中，记载有关于中国人来日本途中遇到飓风，漂流到朝鲜海域，而被朝鲜国捕获或保护的报告。据这些报告，其中有漳州之民李王乞等39人、福建下海通番的"奸民"341人等。还有的报告写道："今又获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皆夹带军器、货物。此前，倭奴尚无火炮，而今颇有之。"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偶遇台风，漂流到朝鲜而留下的记录，这反映在16世纪40年代日中间的私人交流和走私贸易相当繁盛。 以浙江和福建海域为中心的走私贸易如此猖狂，明朝政府当然不会置之不顾。为了对付走私，1547年七月起用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承担此项任务。朱纨（1494～1549年）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以清廉刚直而闻名。他一上任就立即亲自调查沿海地区的实情，同时采取有力的措施，严守海禁，取缔海寇和倭寇，下令突袭浙江和福建的海盗根据地和走私贸易的中心地，以求使之灭绝。结果，在次年，1548年四月双屿港被中国官军攻占，李光头等多数海寇骨干被捕，并被处刑，潜逃的许栋也终于同年六月被捕，并被处死。 但是，这种彻底肃清海上走私的行动，却受到过去得益于走私贸易的沿海地区乡绅、富豪以及同他们勾结的官僚的反击。朱纨因未待天子下令便独断处刑，而被问罪下台，次年终于自己服毒，悲壮地死去。他死后，再也无人敢于主张海禁，中国海寇和海商的走私贸易愈益猖獗，导致了所谓的"嘉靖大倭寇时代"，日本称之为后期倭寇。 在官军突袭双屿港时得以幸免的王直，收容李光头、许栋的残余部下和船队，登上首领的地位，成为海上的一方势力。据《日本一鉴》记载，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王直、徐惟学等吸引日本人到舟山群岛马迹潭进行交易，1549年和1550年又在舟山群岛的长途进行交易。书中接着又写道："当时有卢七、沈九者，诱倭入寇，突犯钱塘（杭州）。浙江海道副使丁谌，向王直等送檄文说，倘拿贼投献，姑容私事（民间贸易）。王直......立拿献卢七等。"这体现了王直一方面协助官方打倒敌对海寇，同时又确立自己在海上的霸权的过程。 1551年，王直又到舟山群岛定海县西方的烈港（列港、沥港）停泊，以此为走私贸易的前进基地。这时，另一个海寇首领陈思盻已经占据定海县东北的岛屿大衢山，继而又在横港设基地，阻碍王直等与日本的往来，有压倒王直之势。王直暗地里勾结有名的宁波府慈溪县积年通番的柴德美，请其家丁数百名协助，同时又暗通海道官，请求官兵支援，内外夹击陈思盻的船队，终于将陈杀死，夺取船队的全部财货。结果，"五峰（王直的号）之势于是益张，海上遂无二贼"。 估计当时的大部分中国海寇，都是一边经常进行担风险的走私贸易，一边又起着中介贸易商的作用，斡旋本国和各外国尤其是日本之间的通商，从双方获利。来自日本的朝贡贸易即勘合贸易断绝以后，更是如此。可以说王直等人正是这样地通过中介贸易，一边排除海上的敌对势力，一边又巧妙地保持同本国大陆的关系，而上升为海上巨商、巨魁的。 这一情况，在中国一位地方官的《海寇议》中，有如下的记述，它反映了当时王直的势力： "五峰，以所部之船多，仍令毛海峰（亦称毛烈、王滶，王直之养子）、徐碧溪（徐惟学）、徐元亮等分领之，因而于往来之海上四散劫掠，对藩船之出入，关（定海关）亦不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州、杭州，公然无忌。沿海之人民，或馈时鲜之物，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于五峰往来。本若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 由此可知，王直把属下的船队分由王滶、徐惟学、徐元亮等人管理，定海关也不阻止其海上的往来。走私贸易之徒公然混入苏州、杭州进行交易，沿海居民馈赠新鲜食品和酒米，甚至送子女入伙。王直等海寇们与中国本土的官宪、乡绅、富豪等形成一种共谋关系，气脉相通，为共同的利益而疯狂地奔走，进行走私贸易。 王直又以日本松浦五岛为根据地，以其侄王汝贤、养子王滶等为心腹，自号徽王，指挥三十六岛的倭人，其威势及东亚海上。他之号五峰，据说也是因五岛而起的。 现在，位于平户市被称为印山寺宅邸遗迹的地址，据说曾经是王直在松浦藩王的关照下修建的馆所。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日本宽永年间（17世纪前叶）大曲藤内留下的松浦家文书《大曲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道可氏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所谓的道可氏，是第25代藩主松浦隆信（1541～1568年在任）的号，该文书是为了把他的谈话留给子孙而记的。他的在任期，与王直等来到五岛、平户展开活动属于同一个时期，所以可信度相当高。该文书称王直得到藩主的许可，建筑了中国式的住所，来自中国的贸易船由此络绎不绝。接着又说，南蛮黑船、葡萄牙船也开来了，京都、堺的商人以及各国的人都聚集此地，购买中国和南蛮的舶载品，呈现出被称为西都的繁荣景象。由此可以想象，王直等渡来时期的五岛和平户，日中"民间贸易"是如何之繁盛。 还有，从作为记载洋枪传入日本的史料，著名的文之玄昌的《铁炮记》（1606年）中可以了解到：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当种子岛时尧第一个从葡萄牙人手中得到洋枪时，王直曾以"大明国儒生"五峰的名义从中介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王直晚出现的海寇头目是徐海（？～1556年）。他是王直同伙徐惟学的侄子，年少时离乡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通称明山和尚。他犯海禁，策划来日本，是由于同他叔父的关系。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当听到叔父徐惟学与王直同倭人来烈港营商时，徐海便前往会见叔父，并在其劝诱下同去日本。徐惟学是王直的同乡，当时，作为另一位首领，占很重要的地位。徐海抵达日本不久，就作为徐惟学向大隅某领主借银数万两的抵押人质，被扣押在大隅。在此期间，日本的人们见徐海是中华僧人，信以为菩萨来接引，有许多人向其施舍。他就靠此收入修理大船，于1552年吸引倭人到烈港进行走私贸易。 但此时意外地发生了徐海同王直不和的事件。王直、徐惟学等以烈港为前进基地走私时，曾经作出奉浙江海道官的檄文，捉拿与之对立的海寇而同官方合作的姿态，但来自大陆的中国货船往来于烈港途中遭到掠劫，被密告为此乃徐海等所为。这引起王直的愤怒，此事后，双方不再共同行动。 一时撤回日本的徐海等人，以大隅、萨摩为根据地，养精蓄锐之后又与倭人在1554年到1555、1556年期间，连年出没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大陆沿岸的柘林、乍浦为前进基地，频繁地袭击江苏、浙江的各州县和卫所。 另一方面，王直也自徐海事件以来，被人怀疑为一边表面上经营交易，却又背地里进行抢劫。1553年四月，舟山群岛、普陀山、烈港的基地遭到俞大猷、杨克宽等军官的突然袭击，王直好容易脱险，逃回五岛、平户。此后，未见王直亲率船队大举出动。 与王直共同行动的徐惟学也自其侄徐海一案后离开王直，寄身于岭南地区的海寇、潮州人林国显，出击潮州海上的南澳，1554年十月受到官军追击，战死在海上。徐海得知后，于1556年三月采取报复措施，纠合大隅的新五郎（辛五郎）以及种子岛、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总计五六万人，船千余艘，大举入寇。但在中途遇暴风，有的漂流而死，有的返回本国，徐海率领大约2万余部众到达大陆。 三月末，徐海在浙江乍浦登陆，与先入寇的陈东（据说在萨摩领主之弟的幕下担任书记）、叶麻（亦称叶明、麻叶）等汇合，抢劫嘉兴等州县，但是在四月以后的桐乡县城攻防战中，中了浙江总督胡宗宪巧妙的离间计，各头目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加深，终于被各个击破。七月三日叶麻、十月四日陈东，先后被捕，企图逃走的新五郎也在八月四日于金塘的海上被捉。接着，徐海也在平湖县沈家庄被擒。至此，曾经骚扰浙江、江苏地方的各方海寇被扫荡殆尽。 这些海寇头目把前进基地设在中国沿海地区，把根据地设在日本九州，统率日本人，因此被称为倭寇，但其组成人员实质上真正的日本人最多也不过占10～20%，其他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嘉靖大倭寇的实际情况。 《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负禁止倭寇的使命被派往日本，是在杨宜任浙江总督时。郑舜功于1556年抵达日本，逗留在丰后的大友义镇（宗麟）处，调查倭寇动向和日本国内情况，后于1557年随大友氏的使僧清授回国。回国时，在依附于权臣严嵩的赵文华的策动下，杨益已被革职。 接替杨益就任浙江总督的是浙江巡抚胡宗宪。他早在巡抚任内就曾采纳宁波府生员蒋洲的献策，计划派遣蒋洲为正使、陈可愿为副使前往日本，传达敕谕，令其禁止倭寇。但其真正目的在于说服以五岛、平户为根据地的王直，令其归服。陈可愿等在1555年十一月到达日本五岛，通过王直的养子王滶会见了王直。胡宗宪与王直同为徽州人，他告诉王直，已使其留在故乡的妻儿出狱，并热情照料。并告诉王直，如果回归祖国，准其从事贸易，不问其罪。诱之以利，劝其投降，王直闻之动心。他于次年二月令心腹部下叶宗满、王汝贤、王滶随陈可愿回国，表示归顺，同时转告自己的愿望仅在"进贡开市"。王直进而与蒋洲同行，从博多前往丰后，协助向大友、大内氏等各大名、豪族宣布禁止倭寇的敕谕。 在此期间，1556年春至夏季，徐海等大举入寇引起的江苏、浙江方面的抢劫活动早已频繁。总督胡宗宪利用先期回归的叶宗满等人，推进其招抚工作，宣告王直已经归顺，动摇徐海，或通过使海寇相互离异的工作，孤立各头目，相继捉拿和镇压了他们。 对这种形势变化尚不知晓的王直，于1557年10月随大友义镇的使僧善妙，率领千余部下，为求进贡互市到达舟山群岛的岑港。但是，明朝廷决定逮捕惩办王直，沿海警备森严，王直已知受骗，但是孤立无援，毫无办法，终于归降胡宗宪的军门，被投入按察司的监狱。在两年后的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被处死。 王直及其同党已灭，江苏、浙江方面的倭寇活动逐渐衰弱，但其余党仍南下福建和广东沿海，恢复势力，继续进行激烈的抢劫活动。1563年倭寇侵袭福建各地，攻陷兴化府时，由于总兵戚继光、俞大猷等同心协力将其击灭于平海卫，其活动也衰落了。1567年（明隆庆元年），解除了明初以来长达两个世纪的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到南海方面往来通商，这又间接地封死了海寇、倭寇的活动。 在所谓嘉靖大倭寇时代，中国海寇或海商的走私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丝织品以及丝绵、锦绣、麻布、红线、水银、缝针、铁锅、陶瓷器、铜钱、古书籍、书画、药材等。这些被作为"倭好货物"载入《筹海图编》等书的商品，在日本广为人们喜爱，以数倍，有的甚至10倍的高价成交，海外贸易给中国海商带来了很大的利益，结算时使日本的大量银两流入中国。 明代后期的显著现象是作为流通货币的银被广泛使用。明初以纸币钞（大明宝钞）和铜钱充当法定货币，禁止流通使用金银。但随着钞的暴跌，银作为实质性货币出现，明代中期以后，公私均盛行使用。但是，到嘉靖时期（1522～1566年），北方军饷急剧增加，引起国内银的不足。国内的银产地先为浙江，后又以云南为中心，但根本无法补充国内需银的不足。只有16世纪后半期以后的外银流入才能补其不足而且有余。 关于明代后期外银的流入中国，是通过以下贸易进行的，即：葡萄牙人的对澳门贸易，同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之间的吕宋（马尼拉）贸易，中国海商的对日本贸易等。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垄断欧洲同东方之间的贸易大约长达100年，他们将从欧洲带到印度的银币及其他各种商品，又运往中国，获得巨额盈利，接着又把中国的生丝、丝织物和黄金从澳门转运到日本，把日本的银带到中国，据说获得更大的盈利。还有，自中国人被允许往来于东西方以后，中国海商前往吕宋岛，与占据该地的西班牙人进行的吕宋贸易，呈现盛况，大量的银由此带到了中国。这些银为墨西哥及南美所产，估计明末每年通过对吕宋贸易使300万比索的银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