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人物思想

夏目漱石的人物思想

夏目漱石早期的思想是“自己本位”，在这一思想的建立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借鉴了西方近代哲学、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东方儒家思想是“自己本位”的根本，西方近代哲学是其方法论。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夏目漱石一开始就讲明，他的这种“自己本位”绝对不是那种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具备“公平”与正义的发展自我个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不能因此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发展个性、追求幸福的权力。在最后他又声明，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决非俗人所想的那种危及国家、危及他人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道义”之上的个人主义，是以尊重他人存在为前提的。他自己把这种“自己本位”思想的特点归纳为三条：（1）欲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2）欲想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必须懂得伴随这种权力的义务；（3）欲想显示自己的金钱的力量，必须重视伴随金钱力量的责任。同时，他又警告年轻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伦理修养”作基础，那么他没有发展个性的必要，也没有行使金权的价值。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义与禅宗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在广泛学习和模仿西欧的明治时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旨在呼吁日本作家创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

另外，在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的理论构筑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论证方法是西方经验论哲学以及心理学理论，思想的基础却是汉学中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这一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书中运用的主要的西方理论有：斯潘塞的经验论哲学、T·A·里博的《情绪心理学》、罗伊德·摩根的《比较心理学》、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等。他在论述艺术家的创作态度以及理想时，利用了心理学上的“物我”两分的方法，把“物”三分为自然、人、超感觉的世界，把“我”的精神作用三分为“知、情、意”，并进一步将其分为“真、善、美、庄严”4类。

在论述第4种精神作用时，认为“意志”与“意志的实践”（在这里指道德）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基于儒家道德的文艺家的理想——“庄严”，因为这是夏目漱石论述的重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夏目漱石思想的真实面目。他说，这种“壮”理想在与“为国、为道、为人”的道义的理想结合后，就能引发一种“特别高尚的情操”，即所谓的英雄主义，而“到达真正的英雄主义，就能产生一种极其壮烈的情感”，尔后他惋惜地说：“在文艺家当中，以此种情绪为理想者，在当代几乎没有”。从他的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漱石文学中的那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伦理道德修养的人物形象了。

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夏目漱石毕生对汉文学钟爱有加，直至修善寺大患、在临终之前仍有汉诗留世。由此可见汉诗文在夏目漱石一生中的重要地位。夏目漱石是伟大的小说家、徘人，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曾亲历英国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亦屡屡在文著中彰显其卓越的汉文修养。崇尚与谢芜村俳句中的江户情调，耳濡目染荻生徂徕的“汉化”之精髓，出生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学习西方之大背景下，响应国家的号召引进西学，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这对于自幼熟知唐宋诗文的夏目漱石无疑是矛盾的。这点亦可从夏目漱石的汉诗文中窥得一清二楚。

在学生时代，夏目漱石创作汉诗38首，未成诗1首，汉文6篇，是为第一个时期。初期的漱石爱读汉诗，倾倒于汉文古籍的修养，在此时期汉文写就《木屑录》中甚至言及“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句而始成……遂欲以文立身”。由此可见，夏目漱石早期的汉诗文创作主要着眼于所接受的唐宋诗文的化用，还停留在题物、咏史、送别、访旧和赠友等生活层面。第二个时期创作汉诗19首，未有汉文传世。1892 年 5 月，二十五岁的漱石成为东京专门学校的讲师，并撰写东洋哲学方面的论文《老子的哲学》，倡导平等主义。期间因患神经衰弱，开始有厌世倾向。纵观这一时期的诗作，大都是悟道、参禅、淡泊功名之作，诗中“禅”“道”“白云”的字眼屡次出现。在日本学界，夏目漱石汉诗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日本的学者们注重实证与资料，以其良好的感受力对夏目漱石汉诗文展开细节雕琢，但由于大多从作品本身或者寻找诗文本源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陶渊明），局限于某一角度铺陈冗叙，很大程度上就制约了其思维视域的深度与广度。

夏目漱石由于有汉文学、英文学这样的东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不局限于任何一种似乎既定的文学概念，能够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由此，夏目漱石才的确称得上日本近代文学史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