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是怎么拉动中关村发展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计算机民营企业办得很火!
中关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它的发展序幕,却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拉开的。
1980年前后,陈春先几次访美,惊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我们忠实地记录了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的发言:“这次到美国看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核聚变实验室,跑了十几个城市,比1978年那次要深入得多。这次是民间学术交流,没有上次官方代表团那么些约束和应酬,谈得比较深入。我尤其想了解为什么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那样高、工程‘实验’与理论计算结合得那么密切,整修过程周期那么短。看来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和仪器的工厂水平高,实验室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实验技术好。但是,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美国朋友向我介绍了所谓的‘技术扩散区’的概念。
“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大体相当于北京的三环路,但要大些。128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被认为是技术扩散区的典型,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工厂,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工厂的负责人原来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师。他介绍说,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的产品,现在我们的超导磁体已为世界上多家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实验室所接受。合同多时我们就多一些工人和工程师,合同少时就只保持20人左右基本骨干队伍,原材料、粗制工艺、化工处理许多过程都是协作完成的。同行的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说:国内搞一项超导材料和工艺的工程都上千人,产品还不如这里。我听到华裔科学家谈到许多动人的高技术创业史,包括就住在波士顿的王安先生。他是一个公认的很成功的企业家。
“回程途经旧金山时,又参观了硅谷两个小厂。硅谷原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湾之间的一片柑橘园地带,在旧金山南边约60公里。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第一台微计算机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人的汽车库里搞出来的,现在已经是数千万美元年销售额的苹果公司了。硅谷是最大、最典型的技术扩散区。斯坦福典型的老校长特曼教授是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学校教授专家办高技术的工厂。现在世界著名的惠普公司就是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在自己家车库里搞的样机。
“总之,我看到美国尖端科技发展快,人造卫星和托卡马克(一种核聚变装置),都是苏联先取得突破,美国则利用实验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很快赶在前边。美国高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家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超过了营利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我们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有搞核聚变的,也有搞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的。搞核聚变过程发展了很多新技术,可以用来为工厂和其他的科研单位服务,至少可以小批量生产,免得重复进口。我过去搞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自己需要的激光器,还得用外汇去进口,实在觉得不是滋味。至于低温等离子体,就更应该结合工业应用发展,首先应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业技术。
“上周我在科协向田夫同志汇报了这些想法,他很希望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学会能带个头,组织科技人员为四化多作贡献。外国好的经验可作参考。科协的态度是,凡有利于四化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因此我们提出也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设想,而且我们看到在外地已经有了类似的组织。”
陈春先研究员高瞻远瞩,敢说敢干。1980年10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把有关的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