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坛祭祀是什么？

社稷坛祭祀是什么？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由来久远。

现存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其前身便是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期所建的社稷坛。说得更精确一点，这种铺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实在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有关明代的史料说，这种太社坛在明代先后有三处：一在南京，一在中都，一在北京。公元1367年（洪武前一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的两坛，社稷分开。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太社坛才改在午门的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这座太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那么社稷坛祭祀究竟源于何时呢？据有关史料来看，自汉以来直到清代，社稷坛的建筑几乎都以周代作为依据。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掌有“以血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负责社稷坛的建立；在祭祀的时候，鼓人“以灵鼓动社祭”，敲击一种名叫灵鼓动的六面鼓动；舞师“教帗（fú）舞，率而舞社稷之祭祀”，领头者用一种柄上系着五色缯的名叫帗的舞具，跳一种称做帔舞的舞蹈。不难看出，祭祀社稷的活动在周时的确是隆重而热烈的。

尽管这样。人们却认为对社稷的祭祀不是从周朝开始的。《史记·夏本纪》写道：“尧崩，帝舜……曰：汝其往视尔事矣。……禹乃行，相干宜所有以贡。”《尚书·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五色土。”前人普遍认为，《禹贡》中徐州所贡的这五色土，便是舜时铺填社坛的所用之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大夫蔡墨答魏献子问时，说：“后土为社，……柱为稷，自夏以土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无怪乎《汉书》在述及汉时对社稷的祭祀时要说“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了，这个“尚”，就是久远之意，夏禹呢，不过是“遵之”而已。

太庙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祭祀社稷的呢？《白虎通义》的记载是后代学者普遍接受的。《白虎通义》的《社稷》篇是这样总结前人的看法的：“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地。”成书年代比《白虎通义》稍早一些的《孝经援神契》也说：“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要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xí）之中能长五谷之祇（qí），故立稷而祭之。”这一看法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它认为，原隰（即湿润的平地）不过是五土之一，而社却是五土的总神，因而人们说社时就可以代表稷，社稷也就又可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由此看来，人们对社稷的祭祀的确是出自对养育自己的乡梓国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古代对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其他史料印证，《礼记》中关于社稷坛建置的记述还是相当可信的。《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祖，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级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据称，在未实行郡县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上取一撮色土赐与该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它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社坛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时所立之坛，当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国君在仲春仲秋之时还要“择元日，命民社”，这样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组织也叫“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还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树，这树也是社的标志。《论语·八佾（yì）》载，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经柏，周人以栗。”不少学者认为，这松、柏、栗，便是立社时宜栽的树木。《庄子·人间世》讲述的匠石在齐国曲辕所见的其大蔽牛的栎社树，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时所植栗树的别种。《礼记·效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zī）盛”。意思是说，在称做社日的会堂主这一天，全社里的人都要出来参加会堂主的活动；为了准备会堂主所用之牲，国中之人都参与了跟社猎有关的劳作；为了供给祭社需用的谷物，农家一起凑集了必需的粮食。

至于民间为祭社而建立起的组织——“社”的规模，汉代《风俗通义》和《说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释：“二十五家为社。”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别的资料也有说十二家、五十家、乃至一百家的。汉时，民间就自发组织过不少不合规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描述祭社这天民间风俗时这样写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láo），为屋于树下，先祭社，然后飨其胙（zuò）。”说的是社日这天，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邀约在一起，各自凑上一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树下搭起了棚屋，一起祭祀了社稷之后，或者各分一些祭品，或者兴高采烈地会餐一顿。

社日民间活动最普及的时期，大概应推唐宋，这时的社日简直成了民间的盛大节日。社日来临时，各社便杀鸡宰猪，到了祭祀的时候，几乎全社人都要出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天还有一种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糕社饼。那时除了做社日的活动外，几乎其他事都不干了，连妇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当媳妇的还可以回娘家。农村里，同社人的聚会饮宴更为引人注目，社鼓神鸦，优扬处处，畅饮欢歌，热闹非凡。孩子们这天也无须再念书，当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们还要送些葫芦儿、枣儿之类零食，还要玩一种名叫斗草的游戏。社日这天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这些欢乐，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众的诗人的极大兴趣，如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都在他们的诗中描写了社日的盛况。而这社日邻里的会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词的起源。

由于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民间集社集会的钳制，宋以后，民间的社日活动便开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后，百姓所用的社稷坛竟然变成了广布全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不过民间社日的娱乐活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所描写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区的社日生活。